号,名字之外的自况美称

好名字 www.hmz.com 时间:2016-01-25 编辑:小白

号,名字之外的自况美称
  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,又称别号。早在周朝时,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。对此,《周礼》解释说,号是在人的名、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。号的出现,使我国人名具备了完整的体系。
  取号一般是自号,既不像帝王的年号、尊号及帝王将相的赐号那样刻板单调,也不像民间的诨号那样浅显和直白。
  号和名之间在内容上不一定要有某些联系,而更多的是涉及人生。它总是在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之后,才以自况的目的而出现。
  特殊的时代,酝酿着特殊的情绪,特殊的处境,也决定着特殊的处事态度。号的出现,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,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。
  早期,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,如老子别号广成子。
 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,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。东汉以后,特别是两晋时期,司马氏实行高压政策,许多知识阶层的人深感愤懑和抑郁,他们或著文以宣泄,或隐逸求超脱,或取号以托情寄志。
  东晋诗人陶渊明,他曾为彭泽令,因为不愿为“五斗米折腰”,便解甲归田。他自号“五柳先生”,并以此作书名,书中表达自己毫无红尘杂念、闲静好学、安贫潇洒、清韵飘逸之志。
  葛洪自号“抱朴子”,这种号是颇居匠心的。抱朴语出《老子》“见素抱朴,少而寡欲”。其立此号以自励,意在做一个守道笃行、不为物欲所惑的人。
  到了隋唐时期,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,在名、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如李白号青莲居士、杜甫号少陵野老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,皆属此类。
  至宋代,取号之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人们熟知的《水浒传》108将个个都有别号,便彰显着当时的社会风气。
 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,自靖康之难以后,连续遭到国破、家亡、夫死等沉重打击,这一切都使她看破了尘世的混沌。
  为寄托自己的情怀,她将自己在临安的寓所取名“易安室”,并自号“易安居士”。
  易安者,狭小的住处亦易安身也。她把这个号作为安慰心灵的调和剂。
  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,清人凌杨藻的《蠡勺编》中记载:
  阊市村垄,嵬人琐夫,不识丁者莫不有号,兼之庸鄙狂怪,松兰泉石,一坐百犯;又兄山则弟必水,伯松则仲必竹,不尤大可笑也哉。
  近闻妇人亦有之,向见人称冰壶老拙,乃嫠媪也。
  也就是说,上至皇帝,下至一般黎民百姓,无论男女老少,几乎人人有号。
  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。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,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,犯人突然说道:“守愚不敢。”县官不解,一问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。
  在用字上,取号与取名、字不同,基本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。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,有2字号,也有3字、4字号,甚至还有10余字、20余字的别号。
  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,为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。
  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,号为“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”。
  其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,可谓姓名史上的一大奇观。
  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,并且不必加以避讳,因此,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,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。
  大多数文人都取一个别号,但有些人的别号却有很多。
  元代末年著名诗人、画家王冕,字元章,号梅叟、老龙、老村、贩牛翁、竹斋生、煮石道者、闲散大夫、会稽外史、会稽山农、梅花屋主、九里先生、江南古客、江南野人、浮萍轩子、竹冠草人,等等。
 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个自号和别号极多的人,有出处可考的就达28个,如大苏、苏子、苏二、坡仙、文星、奎宿、大坡、苏长公、苏贤良、苏使君、苏学士、苏端明、眉山公、长帽公、笑履翁、王局翁、雪浪翁、西湖长、秃鬓翁、白发兄、眉山学士、峨眉先生、东坡居士、老泉山人、东坡道人、毗陵先生、妙善老人、苏文忠公等。
  奋争的艰辛,成就的欣慰,无奈的幽默,苦辣酸甜,人生百味,尽在这一长串的雅号之中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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